我的初心——周维新

作者:周维新 时间:2018-11-26

我的初心

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 周维新(82岁)

学院离退处发来一份《通知》,开展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”的征文活动。我按《通知》的要求,写了《我的初心》,说说自己“工作和生活经历”。

我的家乡宁波是19495月解放的,那时我13岁,读初中一年级,对国家大事懵懵懂懂,啥也不懂。解放第二天,我就看到了游行队伍,人们举着横幅,拿着小旗,呼着口号,精神抖擞,激情澎湃,还有秧歌和腰鼓,从宁波最繁华的中山东路,向市中心的鼓楼浩浩荡荡进发。这是故乡人民在庆祝自己的解放!解放军头一天进城,第二天就有这样热闹的场面,行动真快呀?听人说,那是地下党组织的。解放前的好多天,他们就着手筹备这次庆祝游行了,怪不得宁波人会扭秧歌,也会打腰鼓了,过去是不会的。看了庆祝游行,我对共产党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,人心所向啊!

解放后,我继续自己的学业。学校礼堂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,像的两边还有对联,写着“听毛主席活,跟共产党走”。我把这副对联抄在笔记本上,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行动指南。如果说我有什么“初心”,对联上这十个字,就是我的“初心”。

1952年,我从宁波财经学校毕业,分配到宁波第一医院工作,先当出纳,后当文书。同年,我参加了共青团(那时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),不久就担任了团支部宣传委员。在团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,我听团课,上党课,要求入党,成为积极分子。那时政治学习抓得紧,大一点的单位都有一个兼职的政治学习辅导员。医院将近200名职工,我就是领导举荐的政治学习辅导员。我先到市委讲师团听课,再向医院职工讲解,热蒸现卖。台下坐的医生护士,不是学历比我高,就是工龄比我长,我给他们讲辅导课,真有点脸红心跳。1954年,我刚满十八岁,就写了《入党申请书》。        

1955年,经医院和宁波市卫生局批准,我到杭州报考中国人民大学(当时该校只招收有三年以上工龄的干部、工人和复转军人,不招高中毕业生)。全省500多名考生,只录取50名,我功底浅,又临阵磨枪,自然没有考上。但领导同意我参加全国统考,当年考上了东北人民大学(今吉林大学)。因为我当过政治学习辅导员,报考志愿上,就填了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。

我有三年半工龄,行政24级,按照规定享受四等“调干助学金”,每月27元,学习和生活绰绰有余。我非常感激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,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。我把“感激”和“珍惜”化作具体的行动,要求进步,认真学习,锻炼身体,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希望。

那时,考试采用“口试”,两三位老师考一个学生,成绩分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及格”和“不及格”四等。头三个学期,共考了九门课。我有七门得“优秀”,其余两门是“良好”。1956年,国家号召“向科学进军”,学生都非常用功。我的成绩好,得到大家好评。医院党委将我的《入党申请书》转到了学校。班级党支部把我列为发展对象,还当了班干部。我在顺境里学习和生活,非常高兴,也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。

这样的顺境并不长,这种优越感也害了我。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”。我骄傲了,写大字报,给一位同学提意见。内容虽没有夸大,更没有捏造,但在他的名字前,加了“预备党员”和“团支部组织委员”的头衔,又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的一句话“只不过穿了一件镶着金边的衣服罢了”。这张大字报惹起了风波。毕业前,我被打人另册,失去了团籍。这位同学也没有转为正式党员,又因超龄退了团。1958年,我们下乡办人民公社,参加劳动,编写教材,不上课了。我到资料室帮助老师工作,对学习也放松了,但“初心”没有忘记,这十个字仍铭刻在自己的心里。

1959年毕业时,填分配志愿。分配去向虽然很多,除了东北三省,还有京津沪等大城市,也有江苏、福建与我老家比较近的地方。但我填了陕西。那些大城市和南方的一些地方,要的人少,想去的人多;河南、陕西、甘肃要的人多,愿意去的人少。我觉得自己填陕西比较合适,即使留不到西安或关中,去陕南和陕北都行。学《中国革命史》,我知道了延安是革命圣地,是陕甘宁边区首府。延安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“巍巍宝塔山,滚滚延河水”从此装进了我的脑子。学《中国经济地理》,我又知道了延长,因为那里有油矿,是中国最早开采石油的地方。1958年,延安歌舞团到长春演出《赤卫军》,还到我们学校表演了《兄妹开荒》等许多歌舞节目。在舞台上,我看到了延安的窑洞、延安的老乡。他们头上包着白毛巾,脚上穿着黑布鞋,中式白布衫,大档黑裤子,腰上缠着粗粗的腰带,手里拿着长长的烟锅,仆仆实实,本本分分。我觉得延安民风淳朴,待人厚道。我果然分到了延安,来到了延长。宝塔山虽然不在延长,但延河水是流经延长的。我能在延河畔工作和生活,虽然离老家很远,却感到非常亲切。我在延长看到了“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”。这是一口功勋油井,它为延安窑洞带来光明,为八路军提供擦枪的油。后来,我写了《延河在我心中流》,就是歌颂延河的。1993年,我调到延安财校,就与宝塔山结伴了,这也许是缘分吧!毕业至今,我在延安工作生活已经59年了。

1997年我退休后,又上了6年班,没有返聘工资,只领“岗位津贴”。我的“岗位”在党办,又兼了一些课,课时与专职教师差不多,有时还超过他们。

在延长,我写过《延长县教育志》和《延长县志》。1987年,延长县志办还派我到北戴河参加了“全国地方志主编研讨班”,学习《方志学》的基本知识。到延安后,受延安市方志办聘请,我参与《延安地区志》的编写工作,担任第二主编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。还受有些单位聘请,为他们编写或修改志书,编写的有《延安地区人事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劳动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司法行政志》、《延安新华书店店史》;修改的有《延安地区财政志》、《延安地区金融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审计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军事志》,还有《陕西延安中学校志》。修志结束后,我参与了《延安老年生活》和《华圣文化》的编辑工作。

2002年,我参加了“延安老干部合唱团”。跟着合唱团,走南闯北,还出了国门,歌唱延安,宣传延安。这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亮点,丰富了晚年生活,增加了兴趣爱好,结识了许多朋友,扩大了不少见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祖国大地,也照亮了我。1981年,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有人曽对我说:“周维新,你入党做什么呀?不入党,还可以弄个县人大副主任或县政协副主席当当。”听了这话,我没有后悔。我能投入党的温暖的怀抱,那是自己27年前的心愿,我没有忘记自己的“初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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